1938年王稼祥爱上边区医生，找毛主席牵线，主席拒绝：去找萧劲光

在1938年的一天，王稼祥向毛主席提出想通过媒介结识朱仲丽。当时朱仲丽在延安边区医院任职，因其医术受到推崇，还因她的清秀外表和深厚学识而让人印象深刻。毛主席拒绝了王的请求，为何毛主席会直接拒绝王的请求，而指派别人来完成这项任务？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的山区村庄，家中以经营小型油坊为生，母亲则照看家中的土地和房产。他在18岁那年凭借卓越的学业成绩考入了芜湖的圣雅各中学，展开了他的学术旅程。

当时王稼祥学业出色，还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在芜湖的反帝愚化教育学潮中，他表现得尤为突出，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切让他的父亲感到焦虑，认为只有通过婚姻来约束他，才能保证他不会离开传统的生活轨迹。此时王稼祥的小学英语老师查文梅出现了，他提出将自己的女儿查瑞香嫁给王稼祥，希望借此给女儿找一个稳定的依靠。

查文梅一向持保守观点，从不提倡女性接受过多教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他认为王稼祥既有才干又有家底，是理想的女婿人选。因此查家急切地将查瑞香介绍给王家，双方家长很快便定下了这门亲事，而王稼祥对此却浑然不知。

冬季寒假期间，王稼祥回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强烈的拒绝。他认为这种包办婚姻与他追求现代教育和个人理想的目标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家族的压力最终还是迫使他在1925年的寒假中与查瑞香结婚。

新婚生活并不愉快。两人之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大相径庭，导致他们之间难以沟通。王稼祥对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无奈，而查瑞香则感到被困在一个无爱的联盟中。

不久后王稼祥返回学校继续他的学业，他向同学们表达了他对于爱情婚姻的看法，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折磨。1925年他前往上海大学深造，并于同年秋季被选派前往苏联留学，开启了他的国际学术之旅。

在苏联王稼祥继续他的学术追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与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一同磨砺思想。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苏联女孩，她的开朗和直率与他之前的婚姻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最终走到了一起。

然而尽管苏联女孩对王稼祥充满了热情，但她的生活方式和王稼祥的工作繁忙形成了对比。她渴望更多的陪伴和社交活动，而王稼祥则沉浸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差异逐渐显现，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落幕后，王稼祥向中央提议，希望派遣至根据地参与实际工作。正值江西瑞金领导力量不足的关键时刻，王稼祥与任弼时等被选派前往。3月份他们抵达江西宁都的青塘，正逢中央苏区完成第一次反“围剿”后的胜利喜悦之余，积极准备抵御第二次“围剿”。

在青塘召开的策略会议上，王稼祥首次与毛主席会面。毛主席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形势进行了精确的分析，其独特的湖南口音与深刻的见解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印象。会议间隙，王稼祥主动接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学习意愿，并请求战后能得到更多指导。毛主席的回应充满了友好与开放，他表示也有许多从王稼祥那里学习的地方。

不久后中央局和指挥部迁至龙岗，王稼祥安顿下来后便去寻找毛主席。两人的交流非常坦诚，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对话充满了相互尊重与欣赏。毛主席更是兴致勃勃地阐述了其反“围剿”的战略思想，并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要点。

王稼祥被这对联的精妙所吸引，正当他准备抄写以作纪念时，毛主席却告诉他这对联是特意为他所写，以便他能够更好地记忆和应用这些战术原则。王稼祥对此感激不尽，对毛主席的书法和深厚的战略眼光表示由衷的敬佩。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只有毛主席这样根植于中国土壤的革命家才能领导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当会议结束时，毛主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方向终于在最危急的时刻得到了正确的纠正。

毛主席后来对身边的同志们提到：“如果没有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坚决支持，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他的支持对我而言至关重要。”

经历长征艰辛，王稼祥因健康原因前往莫斯科治疗。1938年8月，他康复后返回延安，毛主席立即安排与他会面，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谈话中，毛主席半开玩笑地提到王稼祥的婚姻大事：“稼祥，你也不小了，是时候考虑成家了，难道要孤身一人终老吗？”

不久后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全会结束后的晚宴上，王稼祥与毛主席一同步出会场，偶遇正巧路过的朱仲丽。毛主席看到朱仲丽，立刻用他的热情打破了原本的正式氛围：“嗨，小朱，过来过来！”朱仲丽立刻行了一个军礼，毛主席见状大笑，随即转向王稼祥介绍：“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边区医院的外科医生，你们来认识一下。”

朱仲丽主动伸出手，礼貌地向王稼祥问好：“王主任，很高兴见到您！”王稼祥的眼神在朱仲丽身上停留了片刻，显露出欣赏的光芒：“您好，小朱同志，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他们三人交谈了片刻，朱仲丽然后告辞。王稼祥趁机询问毛主席：“毛主席，你是如何认识朱仲丽的？”毛主席略带诧异地笑了笑，解释说他与朱仲丽的父亲是老朋友，随即建议王稼祥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朱仲丽，可以通过她的姐夫萧劲光，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王稼祥便写了封信给萧劲光，表面上是咨询关于一些马匹的事宜，同时也暗示了想见朱仲丽。萧劲光领会了王稼祥的意图，便安排朱仲丽去拜访王稼祥。

在后续的几次会面中，王稼祥和朱仲丽的关系迅速升温。他们在一次网球赛中更是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情感。朱仲丽虽然对王稼祥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保持着女性的矜持，未曾明言。

一次偶遇中朱仲丽和同为湖南人的李富春聊天，李富春戏谑地询问她与王稼祥的婚期。朱仲丽羞涩地否认，但在李富春的逗趣下，半真半假地说出一个条件——希望王稼祥能戒烟。李富春将这一趣事转告给王稼祥后，王稼祥为了赢得朱仲丽的心，决心戒烟。这一决定得到了陈云的赞扬，他笑言朱仲丽未过门便开始“管教”王稼祥。

1939年正月十五王稼祥与朱仲丽在一片祝福声中完婚。朱仲丽仍致力于她的医学职业，而王稼祥继续忙碌于党的事务。他们的生活依旧紧凑，不过结婚后的日子里，夫妻俩经常成为战友们谈笑风生的话题。

比如有一次毛主席注意到王稼祥近来身形圆润，开玩笑地称赞：“看来朱医生对你照顾得真好，人都圆润了，你们真是共产党的模范夫妻。”王稼祥和朱仲丽的婚姻可谓典范。他们从未因琐事争吵，始终相敬如宾。

作为一位资深的革命家，王稼祥受到朱仲丽的极大尊重和爱护，特别是考虑到他身体多病，朱仲丽作为医生的本能使她对丈夫格外关照。1940年，朱仲丽怀孕期间，由于工作繁重引发了严重的妊娠反应，几乎无法摄取食物和水分，情况危急。

王稼祥陪伴在她身边，心急如焚，但保持着冷静，尽力为她寻求最好的医疗方案。不幸中的万幸，朱仲丽在进行必要的医疗干预后，虽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恢复期，但终于逐渐康复。

一年之后朱仲丽因急性盲肠炎需手术，并在此时提出了同时进行输卵管结扎的建议。她深知这一决定对两人未来意味着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她认为这是最合理的选择。王稼祥对此表示全力支持，他的开明和理解深深感动了朱仲丽。

他们的关系中互相的支持和理解是常态。朱仲丽总是细心调配王稼祥的饮食，确保食物适合他的消化情况。而王稼祥也会在朱仲丽的提醒下，适时放下繁重的工作，享受一段轻松的时光，或是聆听朱仲丽的歌声，让疲惫的身心得到缓解。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国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承担起开启两国外交往来的重任。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带领初创的使馆团队前往苏联莫斯科。由于大部分团队成员尚无外交经验，王稼祥积极采取措施弥补这一短板。

这一时期的使馆人员，在王稼祥的带领下，经过密集的学习和实践，逐渐提升了外交能力，使馆的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1950年当毛主席访问苏联，王稼祥与使馆全体人员做了周密的准备。

王稼祥亲自协调接待工作，确保毛主席访问顺利进行。在谈判过程中，王稼祥密切协助毛主席和周恩来，与斯大林一起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对中苏两国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驻苏联大使任内，王稼祥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也极力推动了中苏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

1950年底，王稼祥离开驻苏大使的职位，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并兼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新成立的中央对外联络部，王稼祥亲自参与了机构的筹建和初期运作，将位于北京西单的一座前国民党设施改造为部门办公地点，考虑到国家财政紧张，他亲自带队用手推车搬运办公家具，体现了其务实和节俭的工作风格。在后续的工作中，王稼祥坚持高效精简的机构设置，致力于节约国家资源，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受到了广泛赞誉。

1956年9月王稼祥进一步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职位上他继续领导中联部，深化中国与国际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终年68岁。王稼祥逝世后朱仲丽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独和失落，她通过学习新的技能如编织来排解哀伤。最终，在友人的建议下，她开始投身于写作和文学创作，这不仅帮助她表达了对丈夫的思念，也让她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直到2014年逝世，朱仲丽的一生都是对她与王稼祥共同理想的持续追求和致敬。她的生活和作品，成为了研究和回顾那个时代的宝贵资源。